知道吗？又有人要走了。二零零四年九月份的一个上午，刚进办公室就有同事对我说。
正常，谁不想走？我满不在乎。大学毕业不过几个月，我就深切体会到了社会的残酷，这家外表颇觉堂皇的公司内部却是乌烟瘴气，欠薪，侵权，违约等问题十分严重，几乎每个职员都抱着骑驴找马的态度，一边应付工作一边往外投简历。
又是谁要脱离苦海了？我问。
他。同事指了指办公室里的一个位置。
是他？我有些意外了，他的位置果然是空的。
他上午请假跟房东结帐去了，下午过来办离职。
他找到新工作了？我问。
知道他去哪里吗？黔东南，一个贫困县——他志愿支教去了。
我吃了一惊，从深圳到黔东南一个贫困县去？
真是个奇特的孩子。我想。
说他是孩子，不仅仅因为他比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我还要小一岁，以及他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已经入职了五个月。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二零零四年七月份的一天上午，他被行政人员领进了办公室，黑而且瘦的一个男孩子，短短的平头，上唇一排小胡子，似乎很久没刮过，身上一件旧T恤和一条短裤，脚下不搭调地穿着一双风尘仆仆的黑皮鞋，而他的脸却是一张圆圆的典型的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单纯得近乎稚气，看得我有些替他难过。
接下来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他是四川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生物技术，曾经随着科考队走过许多地方，不久前刚在原始森林中追寻过华南虎的踪迹。巴蜀一带的名山大川，他几乎都走遍了。他在网上给这家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编剧工作，几天前，公司让他来入职，他就过来了。
你来错地方了。我对他说。这无疑是兜头一盆冷水，但早些知道事实的真相，对他多少会有些好处。
公司不久前新出效益工资制度根本是一种变相剥削，底薪极低，靠评定剧本质量的优劣来计算工资，而剧本质量如何评定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一个可以说是外行的人操纵生杀大权，大部分的剧本评定都是最低的等级，而且每月还有大约一半的剧本被否决，这就意味着本来不多的工资又少了几成。而且公司在运作上似乎一直存在问题，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而他，不像是有钱的人，在深圳这样一个高消费城市里，又没有任何亲人朋友，我难以想象他以后要怎么生活。
当时我没有告诉他太多，只是提醒他要有所准备，而他似乎不是很在意。下班后我出了公司，看见他走在前面，边走边看着路边的花草。
我上前跟他打招呼，问，看什么呢？
他回头笑，说，这些植物很多以前都没见过。
这里是亚热带嘛，跟温带的植物自然有些不同。我说。
是啊，今后有时间要好好研究研究。他说。
在大学里，我跟他学的是同样的专业，我知道即便是学生物技术的人，也很少会如此专注路边的花草，更多的人愿意将时间花在实验室和书本上——这些更容易取得成绩。我算是例外，比起那些枯燥的原理数据来，我更愿意花时间欣赏自然中鲜活的生命，这是一种出自天性的喜爱，而他看着植物时流露的神情，让我感觉到在这方面他的喜爱程度比我更甚。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很快就证实了我的感觉。
一天午休时候，我和他一起吃饭。公司有微波炉，可以加热带来的午饭。他用的是一个铝制的饭盒，放进了微波炉之后变得很烫，他用一叠废纸垫着才取了出来，打开后，却发现饭菜还没有热。我劝他换一个饭盒，他却津津乐道他这个饭盒的好处来：携带方便，功能多之类的，还说他在野外风餐露宿的时候都是用这个饭盒，某某部队用的也是这样的饭盒。说得我有些好笑，一个饭盒也值得这么大做文章，真有些孩子气。
带了什么菜？我说着看了看他的饭盒，茄子、豆芽、辣椒，没有一点荤腥。
你……吃素啊？我问。
嗯。我吃素的，好几年了。他说。
你信佛？我看看他，顺眉顺眼的，倒是有点佛教徒的感觉。
不。我只是不想吃肉类。
为什么？我奇怪的问。
你想想屠宰场里血淋淋的情景，还有那些猪牛羊临死时候痛苦挣扎的样子，你还忍心去吃它们的肉吗？
这话善良得跟天使似的，只是我嘴里刚好有一块猪肉，摆明要倒我胃口。还好我也拿过解剖刀，一点心理素质还是有的，把肉咽了下去，说，第一、素食不利健康，人本来就是杂食动物，生理上有吃肉的需要；第二、我反对滥杀动物，但合理利用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错，自然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他不再说什么，埋头吃饭，我问他要不要尝一下我带的笋片，他看了一眼，笑道，你们广东的菜一点辣椒没有，看上去就没食欲。我有点没好气，回敬道，你们的菜好，一大片的辣椒，辣得味蕾麻木，什么东西吃着全是一个味道，只怕酸的臭的都辨不出来。
他说我恶心，我暗笑，也算是报了刚才的仇。
隔天他叫了我一起吃饭，说他发现了一个不用微波炉也能加热的办法：往饭里泡些热水就行了。他吃得很快，一会儿功夫就吃了小半，我看了看他的饭盒，泡得有些发涨的饭，依旧是两样青菜，还有少不了的辣椒。我心理有些异样的感觉，想要说什么，又觉得不合适。最后只说了句，你应该多吃点豆类，补充蛋白质。
他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当他知道公司有资料室之后，就不断地到资料室借书和影碟。有一次我去资料室，管资料的小姐问我，近来有个小孩借东西可勤了，两三天就来换一次，是不是你们部门的？我暗笑，除了他，还有谁？
他很快写出了他第一份文稿，用的时间比规定的少了将近一半。看了他的作品，结构严谨，包含的知识点也充分，但创意上却显得不足。我为他担忧。
在他交上剧本的第二天，他坐在电脑前，微拧着两道黑黑眉毛，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问他怎么了。他说，本子被撤下来了，说故事情节不好，要改，改个别情节也就罢了，说主线也要改，这跟重写有什么区别？
我叹了口气，我的担忧还是变成现实。主管的专横苛刻部门里的人司空见惯的了，这个凭着亲戚关系坐上主管位置的人只按自己喜好去看每个人的剧本，突发奇想说出一个与这个剧本格格不入的情节要求加进去。若不按他的意思办，上万字的剧本就得作废，拿不到效益工资；若按他的意思办，费时费力改动大半篇幅才能让情节重新衔接。
这种事情虽然在部门里时常发生，但发生在他身上，却让人觉得分外残酷。几个同事关起门来，帮着他骂了主管一顿。做文字的人，多能尽言词尖酸恶毒之能事。但主管在隔着走廊的另一个房间，众人说干口水，也溅不到他身上半点。
他却是骂得最少的。他又重新坐在电脑前，打开他那份文档，敲打文字。我若遇到这种情形，宁愿让剧本废了，也不愿意苦苦改动求全，但他，显然不愿意放弃。
等他这个本子完成，已经是八月份临近发工资的日子了。工资拖了几天，还是发放了，员工们多少松了口气，也多了点希望。而他却不在此列——他是在七月底到的，七月份的工作量被算到了八月份，而八月份的工资按照公司的规定要等到九月中旬才发，他要在入职两个月后才能领到工资。
他接下来的剧本，依然是不容易通过。他的淡泊朴实跟主管的自大张扬大相径庭，因而他的文字也与主管的口味格格不入。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一次次修改他的剧本。
同事们私下为他鸣不平，谴责主管的无良：既然不喜欢他的文字，何苦千里迢迢把他叫来入职？叫他来入职了，为什么对他的剧本诸多挑剔，不让他通过？最关键的是，剧本不通过，就拿不到相应的工资。
他依旧显得平静。他几乎每天都在公司的里度过十个小时以上，重复着打字、上网、看资料。他的衣物，来来去去就那么三两件旧T恤和短裤，配着那双刺眼的黑皮鞋。他的饭盒里，也总是泡过的白饭、蔬菜和辣椒。他似乎天生清心寡欲，安贫守拙，他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重复着着。
只是再清贫的生活，也需要消耗，这样的日子，他能支撑多久？
八月里的一天，他的日子有了个小插曲。
部门里负责行政的小姐说她要搬家了，原来家里养的一只猫无法继续养下去，问有谁愿意领养。对于这位惯于八面却不够玲珑的小姐，部门里的人多没什么好感，况且前路茫茫，人皆自危，更没有谁有这份闲心。但这位小姐发挥她的行政才能，不厌其烦，逐个游说。
最后，是他把猫领养了下来。
他应该是最没理由领养这只猫的，一个素食主义者，却要饲养一只肉食动物，这已经显得讽刺。更何况那只猫吃惯的猫粮，对此刻的他来说，应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猜想，或许他不忍见那只猫流离失所，或许他需要一只动物来点缀他单调的生活。
接下来的时间，又在一天天的写稿、送稿、改稿和发泄不满中过去，转眼又过了一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因为工资经常性地拖欠，那几天公司里的气氛变得有些神经质，有些人甚至能辨认财务走过时候身上的钥匙声，并由此引发一些骚动。
然而，发工资的日子到了，过了，财务室还是没有动静。这个月的工资，又不知要拖到几时。员工们的心情不时经历着由期待而不安，由不安而焦躁，由焦躁而失望，由失望而愤怒的过程。
将近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而房租水电又要交一次了，他该如何度日？
他却一如既往地平静，一如既往上班加班下班，似乎早有预感，也似乎早已看透。平静得让人看着难受。
终于有一天，他连饭盒也没有带来，午餐时间，一个人呆在办公室嚼着两块不知哪里生产的小点心。同事们看不下去，强拉他去吃饭，有几个又吵到主管那里去。
这次行动的结果是，行政部主管以悲天悯人的口气说，让他打个借条，由公司先借他五百块，从日后发的工资中扣除。同事们相视冷笑。在这公司里不合理的事情见多了，连讽刺都倦怠。在二零零四年的深圳，五百块能做什么？付一个月最便宜的那种房租和水电费尚且勉强，何况他还要维持生活。
这五百块，就是他在这公司拿到的唯一的报酬。以救济的方式。
我想，他不能在这个公司留多长时间了。果然，过了几天他就提出了辞职。
我料到他会走，但料不到他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远离深圳，远离城市，到一个穷乡僻壤去做一个乡村教师。听起来像是小说里的情节。
在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我和另一个同事对他说，今晚一起吃个饭吧，算是为你饯行。下班后，三个人去了公司附近一个小饭店，叫了几个简单的菜。
他依然保持他的习惯，不吃鱼肉。同事给他倒了杯啤酒，说，你不会连酒都不喝吧，大家同事一场，干一杯。
他笑笑说，本来是可以喝的，但明天早上要去献血，怕血里含酒精，就不喝了。
献血？我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献一次血当作纪念，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地方的献血本了。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纪念方式。看着他瘦削的身子，再想想他饭盒里那些简单的饭菜，又觉得难过。这个孩子，不懂得善待自己。
于是我说，献血对身体不一定有好处，我亲眼见过同宿舍健壮的同学在献完血在床上全身发冷了三天；如今有太多黑幕，难保医疗器械的干净，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避免使用；医院疯狂敛财，对病人大肆剥削，怎能让人相信献出的血就被合理利用？……
但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他笑着附和我的观点，但他自有他不可理喻的可爱固执。
吃过饭，时间还早，决定去走走，便去了莲花山公园。
沿着登山路径走，一路上的花木引起他不小的兴趣，这些或生自亚热带或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对来自温带的他甚是新奇。他不断问花木的名字，我尽所知地告诉他：木棉、刺桐、洋紫荆、勒杜鹃、曼陀罗、鱼尾葵、柠檬桉、假槟榔、大王椰子、台湾相思……仿佛跟他初识时候的情景。
莲花山不高，不久就到了山顶的观景台。站在邓小平雕塑前，眼前一片，是深圳最繁华的夜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灯火辉煌，异彩纷呈。
他眺望夜景，叹道：原来深圳是这么繁华的，我今晚才第一次见。
他来深圳的几个月里，只在公司和出租屋来回反复，一直没机会得见过深圳的全貌。
他又笑道，今晚见了这景象，也算没白来深圳一趟了。
我看他，又看眼前绚烂如梦幻的灯火，把这座城市里的劳碌、纷扰、伤痛、无奈、失落、茫然……逼在目光不能及的黑暗里，剩一幅升平气象，展现在这山顶的伟人塑像面前。
只是这一片繁华里，容不下他；抑或，是他弃了这一片繁华——而并不见遗恨。
那一晚便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深夜，我目送他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第二天上午，他去献了血；下午，他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送走他之后，同事说，他是跟我们不同世界的人。我想，他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应该比我们所见的美。
那是深圳的九月，天气闷热不堪，煽动不安的情绪酝酿爆发，如天边累积厚重的云霎时化作雷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公司陷入瘫痪，员工罢工、游行、上访，闹得不可开交。他在这些发生之前离开，对他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
他离开深圳后的几天，我在网上遇到了他。他说已经到了黔东南，但县里安排的居住条件却让他不满，房间里居然有空调和电脑，他认为太奢侈了，不是一个贫困县该有的。
过几天又在网上遇到他，这次他的情绪似乎不错，他说即将去山里一个村子支教，要坐几个小时的车，再走上十几里山路，但那里有等着他的孩子，还有他喜欢的大山和森林。
而他的路并不从此顺畅。他当乡村教师没多久，他家里把他叫了回去，让他去参军，而当时又有一个环保基金会想聘用他——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梦想和家庭之间矛盾让他十分苦恼，他在电话里向我大吐苦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如此激烈的言辞。我建议他追求梦想，而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家庭的安排——或许来自家庭压力不是旁人可以想象。
他去部队之后，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起部队的生活，一开始难以适应，他不得不改变他素食的习惯，对于一些平素见不惯事情也无法躲避，不得不接受，训练的辛苦倒在其次。部队的生活单调无聊，他一有时间就在阅览室里看书，已经看完了不少名著。
他行动不自由，打电话也不方便。一年多来，偶尔见他上网，也是匆匆忙忙，打个招呼聊两句，他便说必须回部队了。
不久前，我又在网上遇到他一次，还在视频里见到了他，脸比以前丰满，脸色也好了许多。他说，如今已经适应军旅生活了，体重也添了十几斤。我说，你成熟了不少。他笑了笑，脸上有自信的神采——这是从前在他身上没有看到的。
我继而想起他的名字：春。这是一年中最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而总是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蓬勃而出。